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活越来越复杂了，人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了，人生的道路也愈来愈长了，这让我们的人生感到压力很大。我想，人的一生虽然很漫长，要过的生活和要做的事情貌似也很复杂，但说到底其实也很简单，也许就是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如何做一个人，另一件事是如何做一项事业。同学术打交道的人，这两件事一般就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远古帝王事迹，司马迁恐其为无知者所疑，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先生取其“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并同“虚心体会”结合起来，作为做学问的座右铭，一生身体力行，与人共勉，教诲弟子。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话，强调“学思”结合，两者不可偏废；司马迁主张博学多思，注重“心知其意”。所谓“心知其意”，就是真正理解和懂得对象的意义和旨趣。在人文领域，作为对象的“意”，主要是指经典和文本所表达的真实的、确切的含义。对于经典和文本，要真正做到“心知其意”是很不容易的。张先生一生除了20世纪40年代建立哲学学说和理论外，主要精力都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构建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这个范式的核心是诠释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
相对于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自身有一套独特的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意蕴深奥多歧，富于暗示，彼此界限很不分明。中国古代哲学家多不喜辨名析理，即便使用同一概念或范畴，用法也各有千秋，这在为人们提供丰富想像的同时，也让人有扑朔迷离之感。运用一种什么新的方法，系统地究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含义、旨趣，察其演变源流和脉络，是重建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胡适、冯友兰两位先生开“中国哲学史”撰述风气之先，与此有别，张先生则开“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之新路。20世纪30年代，先生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其代表。此书又名为《中国哲学问题史》，所说的问题虽不光是概念和范畴，但基本上是以贯通于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和范畴来构筑中国哲学的体系。先生细分此书的方法为四点：即“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和“辨其发展源流”。
20世纪80年代末，先生又积多年之功，撰写了简明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在《自序》中，先生说：“三十年代以来，我研习中国哲学史，比较注意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的考察与分析。……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范畴的范围很广，这里着重论述其中意义比较深奥难解，歧义较多的，至于意义浅显易懂的名词术语就略而不论了。”张先生的研究方法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古与今的不同。但如果把这个方法激进地运用到极端，就会认为人与人之间不能相喻、古与今之间也无法相通。现在更有一种轻率的习气，讲文化差异，进而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完全不能翻译，完全不能互相理解和对话，“自己的”只能是自己的，别人完全不能理解和分享；“他者的”也只能是“他者的”，“自己”也无法进入和认识。这种“封闭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文化差异立场，忘记了不同文化之间交往和融合的历史，也罔顾人与人之间通过沟通和理解共同生活的事实。张先生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相喻，社会生活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如果古与今不能相通，人类历史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社会的存在足以证明人与人之间可以相喻；历史研究的存在足以证明古与今之间可以相通。司马迁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认为这是研究哲学史的指导方针，虚心求之，还是可以做到的。”基于这样的治学原则和方法，张先生探赜索隐、撮其要旨，又总结、概括了中国古典哲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意义，称之为“要论”。其诠释言简意赅，了然于心。
学问靠积累，思考贵明辨，“心知其意”非一时之事，亦非一日之功。先生常告诫说，做学问要“虚心体会”，不能遽下结论。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刚跟先生读博士学位，作为学习的心得，我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中有一种“传统主义”的倾向。这个问题很大，我的论述也比较空泛，反映了80年代批评传统文化的立场，我请求先生指教。先生很认真地阅读了文章，然后就跟我说，中国古代的学问博大精深，要多虚心体会，方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先生说的“虚心体会”的“虚心”，一是指“谦虚的态度”；二是指排除“先入为主”的主观性，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而思考。学问和知识无限，一个人的所知、所识总有不足，不能限于一偏、囿于一隅，固执己见。先生说：“古典哲学著作都表现了哲学家努力探索真理的苦心深虑。首先要虚心加以体会，然后才能理解其学说中的奥蕴。司马迁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应该是哲学史家的座右铭。”（张岱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如何步入中国哲学的殿堂》，见《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P386）举一个例子，一般说到程伊川对学生的严格，都会讲“程门立雪”的故事，有的刊物和书籍还刊登有“程门立雪”的图画。画面上的伊川坐在屋中，弟子杨时和游酢站在门外的雪地上，身上落着雪花。细心的先生根据《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的记载，指出这是误解，说伊川教授弟子虽然以严毅著称，但“程门立雪”的图画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两位弟子是在屋内侍立，“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又如，有人写文章引用庄子评论儒家的话“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说“人心”是指“情”和“欲”。先生指出，庄子是主张“无情”的。我们也知道，庄子反对人为物役。庄子说的“人心”，决非指“情”和“欲”。联想到现在的一些做法，解释古典术语和文本，望文生义，不求甚解，还自我标榜，名之曰新解，既误古人，也误今人，实不可取法。
有的古典哲学概念艰深、繁难，要求得的诂，需反复咀嚼，仔细玩味，始能有获。如“格物”一语，出自《礼记・大学》，郑玄解“格”为“来”，以“格物”为“来物”。宋明儒学又大加阐发，歧解丛生。朱熹训“格”为“至”，以“格物”为“至物”；王阳明训“格”为“正”，以“格物”为“正物”。先生初取程朱之解，释“格物”为“至物”。“至物”即“就物而考察之”。后来，先生发现“格物”之“格”，有确切的训释，说“依据程朱之说为解，实未精审”。《文选》录李萧远《运命论》，李善注说：“《仓颉》篇曰：‘格，量度之也。”先生说《仓颉》篇为最古之字书，其训实可依据。据此之训，“格物”意为“量度物”，即“对物加以审核而分辨其本末先后”。这个解释，作为《中国哲学大纲》新版的“补遗”附录于后（P603-604），后又吸收到《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P241-242）。严复翻译西方术语，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译名，“旬月踟蹰”，先生为“心知其意”，前后经历多年。其间的甘苦，惟亲身体验方可深知。又如《老子》的“道”，究竟是指什么，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先生也一直在探究“道”的意义。有人说老子的道是超时空的，但先生指出，老子的“道”不是超时空的。因为《老子》说“域中有四大”，其中一大是“道”，“道”在“域”中，故不超空间。《老子》又说“道乃久”，久”是一个时间概念，“道”是“久”，也不超时间。一般又认为《老子》的“道”是“无”，但先生指出，《老子》的“道”是“有”与“无”的统一。《老子》第一章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先生说：“有与无皆谓之玄，玄之又玄即道。有无同出于道。道一方面是无，一方面是有。”（《老子哲学发微》，见《张岱年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P245）先生认为，老子的“道”是指万物的总规律，又是指最高的实体。
不同于古代哲学，现代中国哲学是在同西方哲学的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中西两种哲学，在先生看来，都是哲学共名之下表现在不同地域的哲学。中西哲学既然都是哲学，它们就有共同的地方，既然又分别是“中西的”哲学，两者肯定又有差异和不同。先生不赞成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也不认为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不能互相理解和对话。先生对西方哲学有很高的造诣，在其兄长张申府先生的影响下，很早就直接阅读西方哲学大家的著作。先生的方法和哲学受到了罗素和怀特海等明显的影响。先生回忆说：“关于西方哲学，在吾兄申府之引导之下，读了一些英文哲学著作。最喜读罗素（B.Russell）、穆尔（C.E.Moore，又译摩尔）、怀特海（A.N.Whitehead）、博若德（C.D.Broad）之书，对于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八十自述》，见《张岱年全集》，第8卷，P577）北大哲学系培养中国哲学的研究生，一直重视学生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先生也要求我们对西方哲学要多了解。我曾同先生谈到过怀特海，先生告诉我说，年轻时他读过怀特海的英文著作，他的著作很难读，要读懂不容易。开始时读得非常慢，一天只能读一两页。有一位现代学者，自称读书很多，把一个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先生闻之，不以为然地淡淡一笑说，读懂了吗？在先生看来，读书不能太少，但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心知其意”。如果只求多，不求理解，读再多，对自己的帮助也不会有多大。只有读懂了，书中的精义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
先生诠释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常注重同西方哲学概念和范畴的对比，可以称之为“双向格义”。如先生指出，概念和范畴都是翻译语，中国哲学中与此相当的是“名”和“字”。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名”有很多讨论，《墨经》将名分为“达”、“类”、“私”。《经说上》解释“达名”说：“名，物也，达也；有实必待之名。”荀子提出“共名”和“别名”之分。宋明清时期，哲学概念称之为“字”。陈淳的《字义详讲》，后人称之为《北溪字义》；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亦用“字义”一词，专门解释孟子的哲学用语。先生说，这里的“字”不是普通的文字，而是指哲学概念和范畴。先生更具体地列出了中西哲学新旧相近、相当的一些概念：存在（有）、思维（思）、历程和过程（行）、物质（气）、精神（心、精神）、规律（理、法则）、必然（必然）、关系（关系、相与）、发展（进）、本质（本性、本质）、属性（性）、机能（用、能）、绝对（独、无待）、对立（两、对待）、统一（一、合一）、矛盾（矛盾）、无限（无穷）、系统和体系（理统）、普遍（周遍）、特殊（分殊）、主体（内、主）、客体（外、宾）、形式（文）、内容（质）、认识（知）、意识（灵明、意识）、实践（行、实践）、经验（见闻）、理性（德性、义理之性）、权利（分）、义务（责）、自由（自适）、平等（平）、价值（贵、良贵）。
这种对比，只有建立在对中西哲学概念和范畴意义的确切认识和理解之上才有可能。正是由于先生“心知其意”、“虚心体会”的不懈工夫，他对中西哲学概念和范畴的“双向格义”，可谓是言之凿凿、深切著明。先生还专门商榷和纠正过一些哲学译名，认为翻译不恰当，不准确，如“自在”、“自为”、“为我之物”、“思辨哲学”、“机械”、“有机”、“质量”、“辩证法”，等等。对有的译名，先生反复切磋，以求确译。先生在《漫谈正名》中，认为应根据文化的变化使“名”也相应变化。如“英雄”一词，原属于男性。对于历史上杰出的女性，过去称之为“女英雄”，这是自相矛盾。说今后“英雄”应称之为“英杰”，不分男女。先生还指出，现在的外交礼节，对于外国国君来访，我们的翻译称之为“陛下”，不合中国的实际。清代对皇帝称皇上，久已不用陛下。中国不是君主制，对外国的君主不能过于卑躬足恭，将your majesty译为“陛下”，这没有道理。先生建议译为“钧座”或“威座”。其释名、正名的苦心，可见一般。
今年是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逝世五周年。承蒙《博览群书》编辑雅意，撰就此文，以寄托对先生的深深思念之情。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编辑 王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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